• “灵魂的自由性”与“女性性”

    2019-06-21 19:29:02

    跟2017年卷相比,2018年卷选稿视域已不单纯局限于大陆当代女诗人,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、中国台湾,乃至用汉语写作的美国翻译家、诗人徐贞敏也入选了,这体现了主编博大的胸怀和

      跟2017年卷相比,2018年卷选稿视域已不单纯局限于大陆当代女诗人,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、中国台湾,乃至用汉语写作的美国翻译家、诗人徐贞敏也入选了,这体现了主编博大的胸怀和含纳华语优秀女诗人的雄心。《中国女诗人诗选》的持续出版,推动了华语女诗人走向世界,为女诗人之间的相互了解、相互学习,也为世界阅读华语女诗人的优秀诗作,提供了意义深远的平台。

      2018年9月7日,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题为“灵魂的自由性与女性性”的中日女诗人对话会,会议组织者孙晓娅教授认为,“灵魂的自由性”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,但似乎也存在着我们无法抗拒的继续探索的能量;“女性性”则是一个比较前沿也比较有张力的诗学概念,具备了深入阐发和深度研究的可能。就我的创作和观察,女诗人比男诗人在“灵魂的自由”上相对受限更多,也许灵魂的自由不亚于男诗人,但体现在笔下、形成为诗作时则有有意和无意的自我约束,譬如对性爱的描写,许多女诗人会自觉地规避,女诗人大都会有意塑造自己深刻的一面、美好的一面,隐瞒自己阴暗的一面。尤其已婚女诗人,基本她的爱情诗写作就宣告终结。

      “灵魂的自由性”对胡茗茗一类的中年女诗人而言,就是爱的自由,表达的自由。她们的写作,往往起于爱情,辐射人生。对玉珍这样的90后而言,“灵魂的自由性”是情绪的自由,年轻,天然自带一腔烈焰,压都压不住。青春的烈焰,有时是无来头的,并不一定非有所指。收入此书的《猛夏》,一个“猛”字,暴烈、激进、痛快。玉珍的感觉非常敏锐,春夏秋冬,好像也确实只有夏最适合用一个“猛”字。那烈焰从天而降,点燃尘世万物。这是一首完全听凭“语言之河”任性流动的诗作,是对夏之猛的礼赞,也是对生命之自由状态的礼赞。一个人的青春如果没有如此这般如夏一般猛过,一个人就不曾经历过青春。灵魂的自由还应是诗之思的极度自由,所遇所见,皆有所思所感,方为诗人之汩汩奔腾的血液不曾受阻于疲惫和麻木。作为本书开篇的傅天琳大姐,朦胧诗时代的女将,这次用她的三首短诗让读者明了,何谓宝刀不老,何谓越战越勇。在古城,看到一群年龄可以当她的孙辈的穿汉服的女子,诗人仿佛来到了汉朝,遇见了她公元前的母亲。时空在诗中、在诗人的脑海中可以置换、回溯,这是诗之于刻板现实的自由。在上庄,屈原问苍穹、李白问月亮、惠特曼问青草、顾城问一代人,诗人问什么,诗人问月光。行走于玻璃桥上,诗人由腿软、恐高,只敢平视、斜视、远望,历经对周围物事的观察后终于要将“目光垂直放下,放下/放进谷底”,因为她要“看看自己的深渊”,逃避不是办法,直面才是对自己一生的不虚度。

      1980年代改革开放,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带出了一代女性精英并肩于男性的自信,舒婷“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”、翟永明“但在某一天,我的尺度/将与天上的阴影重合,使你惊讶不已”,都是。但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,第三代之后女性诗人写作中的女性意识并没有减少,兴许反而增加,从总体看,当下女诗人数量并不少于翟永明时期,但是——请注意但是——但是,在传播上,1990年代商品化之后,重心转移,诗歌不再成为时代的主角,诗也无法获得有效的、迅捷的传播,传播的力量弱了,优秀诗作没有得到足够的平台发声,它的影响力自然就弱了。由此我更加珍视《中国女诗人诗选》诗歌年选的出版。这是女诗人行动力的表现,在我看来,行动力也是女性写作“女性性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除了埋首于自己的文本创作,女诗人还应该积极参与诗歌建设,编刊、编年选,就是。从这个角度,我愿意再次向本书的两位主编,海男,施施然,表达敬意!